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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国际关系中终极的“否则”问题。如果国家奋战到底，会发生什么，这种信念决定了在战争阴影下达成的协议、避免战争的能力以及战争的持续时间和解决条件。然而，在许多关于军事力量与战争之间联系的讨论中，我们理论中的主体很少决定要有多强大。有的国家强大，有的国家弱小，有的国家崛起，有的国家衰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威胁和发动战争的能力是外生的。我们从假设相对力量固定的模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值得一问的是，从更好地理解国家如何选择变得强大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在与对手谈判时，国家在说“否则”的能力方面有重大选择，战争与和平的研究者可以从接触（然后扩大）内部和外部军事力量来源的基本区别中学习。

首先，军事联盟显然是一种内生的军事力量形式。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它们在国家间战争中取得了独一无二的军事胜利，尽管人们普遍（也许是杜撰的）抱怨与朋友和盟友合作的困难。战争联盟允许各国购买额外的军事力量，而联盟伙伴大大增加了观察到的战争的成功几率这一事实意味着，在计算战争爆发的理论和实证模型中严格的二元权力分配时，我们或许应该小心谨慎。当国家能够建立联盟时，一些明显的权力分配并不是它们看起来的那样。这也表明（至少对我来说），改变联盟的前景可能代表了一类权力分配的转变，这些转变是由国家有意识选择的——这可能会促使他们的对手发动预防性战争。

其次，一个国家自身军事力量的形成是一个国内政治问题。自 1950 年以来的战 财务数据 争财政记录表明，尽管民主国家削减非军事开支的幅度低于独裁国家，但这两种政权类型在税收、债务或通胀政策方面的资源似乎并没有太大差异。各国如何支付战争费用无疑是其他国家评估其维持长期战斗能力的关键。这种逻辑也影响了预防性战争的决策，例如日本在 1904 年决定攻击俄罗斯。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在该地区发展多少力量的另一个选择的重要性：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使其能够将力量投射到满洲和朝鲜。这有助于引发一场预防性战争，但也引发了另一个难题：为什么有些国家选择以如此公开的方式增强实力，而这样做可能会引发一场预防性战争？斯特赖希和莱维的答案依赖于不对称信息，但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国内对手的竞争激励将给国家领导人带来致命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