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刚刚勾勒出的均衡对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有害的。这种均衡可能对政治和经济精英中缺乏创新力的那部分人有利，他们从中获取租金，并免受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但对普通公民和企业来说通常是有害的。他们诉诸腐败和裙带关系——举两个明显的例子——主要是为了获得私人物品，即那些由于国家效率低下而无法获得的公共物品：换句话说，除非有足够多的公民和企业能够协调其行动——投票、拒绝腐败等——以改变现有的均衡，否则成本效益计算可能会表明投机取巧的行为多于公益行为。这种均衡可以建模为一种保证博弈，其中互惠的公益行为和互惠的机会主义行为都是稳定均衡，后者的收益更高：在这种情况下，机会主义是一种防御策略，因此，当预期同伴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时，这种策略就变得合理。这种逻辑将一直存在，直到出现均衡转变的可信前景，从而改变社会的预期：可信度足以引导公民表现得好像公益是个人理性的，从而使个人理性地避免机会主义。
意大利的中右翼——包括联盟党——既是这种平衡的产物，也是这种平衡的保证者。中左翼通常宣称希望改 股东数据 变这种平衡，但未能提出足够可信的方案来改变公民的期望——尤其是在 1992 年至 1994 年和 2011 年至 2012 年的巨大冲击之后——也未能言行一致。他们的行动符合这种逻辑，而不是违背这种逻辑；在 2013 年至 2018 年期间，他们不仅未能果断改善经济表现，而且在涉及法治、政治问责和公共道德的大多数问题上，他们似乎与中右翼截然不同。
这些事情进一步证明了贝卢斯科尼将赢得选举的普遍预测。选民们也惩罚了贝卢斯科尼，从而打破了这一预测，这强调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选民可能已经改变了对自身利益的看法。
我的推测源于这样的观察：自 1992 年以来，我之前提到的特殊包容制度（通过向几类非精英提供选择性特权，使他们的利益更接近精英阶层，从而巩固了意大利的均衡）逐渐受到侵蚀，这主要是由于预算政策收紧以及养老金和监管改革。因此，互惠机会主义的回报下降了。再加上意大利经济衰退的压力，这可能导致部分最脆弱的选民拒绝特殊包容与对政治和经济效率